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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0和值技巧大全图解:同性恋:忽视也是歧视

时间:2018/6/1 23:10:40  作者:  来源:  浏览:0  评论:0
内容摘要:我出生于1981年的江苏高邮,家里终于添了个男孩,上有长我两岁的姐姐。父亲当时是部队的现役军官,全家在吉林靖宇生活了八年后,又随父亲转业回到了老家。我从7岁到18岁的12年基础教育,几乎全部是在江苏完成的。在此期间,我并不确定自己是什么性取向。文化课的学习压力很大,每半个学期都要...

我出生于1981年的江苏高邮,家里终于添了个男孩,上有长我两岁的姐姐。父亲当时是部队的现役军官,全家在吉林靖宇生活了八年后,又随父亲转业回到了老家。我从7岁到18岁的12年基础教育,几乎全部是在江苏完成的。

在此期间,我并不确定自己是什么性取向。文化课的学习压力很大,每半个学期都要考试排名。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为了进入重点学校,同学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那时男女同学之间的恋爱是被禁止的,也是被学校的老师以及大部分家长批评的,被称为“早恋”,是要被纠正的。同性之间的交往似乎更安全,让老师和家长更放心,在师长和家长的心中似乎完全没有“同性恋”这回事。也似乎恋爱是可以被克制的,精力是可以被集中的,个人的兴趣是可以被忽视的。

我觉得,我对性取向的迷茫如同我1999年填高考志愿时面对众多学校和专业时的迷茫一样——我该选什么、我能选什么、我愿选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自己都搞晕了。该选什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北大或者清华,这是从小我妈妈给我灌输的“好”学校,至于好在哪里我也不太清楚,只是知道如果考上了,又可以“愉快”地和“好”孩子们在一起好好学习了。至于大学学完了干什么我也不确定,继续好好学习?我能选什么似乎也是简单粗暴的,几乎都能选,除了清华和北大——比较捉弄人的是当年这两所学校在我们省的招生切分线刚刚到我的高考分数,因此大部分的学校和专业我都可以挑选,除了这两所以外。至于我愿意选什么,我脑子一片空白,我不仅仅不知道我愿意选什么,而且我都不知道我可以通过怎样的方法路径让自己知道我“愿意”选什么,我甚至为此感到悲伤,痛哭流泪。那是填志愿的晚上,夏天的凉席却像摊煎饼果子的铁板一样烫人。母亲看到我躺在床上流泪不止,以为我在想念刚刚去世一年的父亲,却不能理解我在哀悼这些年学习过程中迷失的“自己”。我好好学习了12年,把自己给学丢了!

回顾这段时期,我并不想鹤立鸡群般地指认“恐同”这种现象,我更愿同时指出“恐恋”、“恐爱”、“恐情”、“恐性”、“恐孕”是与“恐同”相似,在那个时期广泛存在着危害身心健康的现象,都是“恐惧自己”。对于我而言,不管在个人层面还是家庭或者学校的层面,所谓的“恐同”是恐惧为此负责任——自己的力量是由自己掌握和支配的。我在反对“恐同”的同时,也反对在学校里“禁止谈恋爱”这种做法。如果整天都忙着禁止谈恋爱了,哪还有多余的精力好好学习?

我1999年考上了一所在上海的军医大学,读书和到2015年之前的早期工作都在这所大学,游走于上海和北京两座大城市。算起来,全球的同性恋去病理化的进程,在我的大学时代已经有十多年了。那个时候国内普通高校上着大学也可以结婚,也可以参军了。在与现实利益相关的层面除外,我所在的小环境对于同性恋还是比较“友好”的,单位很注意生活作风建设,对于男女关系特别敏感,经常开大会小会不点名地批评和警告,但是男男关系和女女关系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被批评的,似乎这个空间只有男女关系,而且“搞男女关系”就是“乱搞”,男男关系和女女关系看起来更“纯洁”。宿舍里两个男生或者两个女生睡在一起了,也是常常能听到的不为稀奇的事情。但是很少有人大大方方地向人介绍,这是我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直到送喜帖通知结婚要交份子钱的时候,才会显得很正式。但是我在那个时期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听到有人介绍自己的同性恋人关系。

换成当年,我可能也不愿意公开承认以下事实,而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谈谈的事情。在我的大学时代,不管是在大学读书还是在大学工作,从1999年至2015年间,似乎“性”从我的身体苏醒了,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性的探索和尝试,其中发生性关系的对象大部分是同校的男同学或者男同事。其中的过程有的很自然,有的不太自然,甚至有骚扰或者被骚扰、侵犯或者被侵犯的意味。有些让我受伤,有些我很抱歉。

我为此一度很是煎熬。我身边的人都是医学背景的专业人士,但是我们的交流互动中,既没有“同性恋是病”的概念,也没有“要为同性恋去病理化”的概念,即使发生了同性之间的性与情爱,也没有合适恰当的词汇与语境去描绘和沟通;即使发生了同性间的性的侵犯与伤害,也没有合适的途径和方式保护和维权。而作为异性恋的交往,似乎更有空间和机会表达情感,以及自我保护和捍卫权益。对同性恋的忽视远远超越了对同性恋的歧视。或者说,对同性恋的歧视是以忽视的方式存在着的。

在我的经验中,身边的“恐同”可能是隐性存在的,很少有人公开反对或者歧视“同性恋”。相对于“去病理化”的健康宣教而言,医学专业的我更想呼吁医学界的同志们出柜。医生们与其讲一堆好听的道理以说明“同性恋不是病”,不如风轻云淡地现身说法,告诉想听道理的人:“我或者我的同学、我的老师、我的同事性取向就是同性。”

和不再恐同、同性恋去病理化同样重要的事,是让同性恋人群合理的权益合法化,但是这个话题似乎超越了我的日常工作范畴,我还是回到我的专业工作范畴内讨论吧。我2015年离开了大学的工作,更多地投入私人执业的临床心理与咨询心理工作中。所以我这里不会讨论同性伴侣是否可以一起登记买房,共同抚养子女,互相手术签字,或者为伴侣主理身后之事。我更想讨论的是,在中国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专业人士中到底有多少同性恋?他/她们在哪里?又有多少公开出柜的同性恋?

中国心理学会倡导的伦理中提到:“应公正对待寻求专业服务者,不得因寻求专业服务者的年龄、性别、种族、性取向、宗教信仰和政治态度、文化、身体状况、社会经济状况等任何方面的因素歧视对方。”我在上海和北京参加的同行学术交流的活动中,很少看到有公开承认自己是性少数人群的心理咨询师或者治疗师,而众多与我私交甚好的性取向为同性的心理工作者,很不情愿在自己工作的单位(大部分是公立事业单位)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我觉得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治疗师出柜的数字和比例,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否对不同性取向的人存在歧视的晴雨表。看起来,汶川地震后的十年,尤其是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来的这几年,这张晴雨表正在显示从小雨转阴、转多云到转晴。但愿在不远的将来,能晴空万里。

具体的操作还可以从哪里入手呢?

从“我”做起!也许教师、医生、心理工作者中的同志们需要发出和谐的声音——没有声音并不是和谐。

世界大同,殊途同归。相较于美国而言,我们即使是不同的路,也还有很长要走。行业需要做出改变和发展,把对性少数者的接纳和友善不仅放在心里,也要大大方方地展现出来。而作为心理咨询师,我们也需要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为性少数的客户提供更专业的服务。我目前在关注如何为本身是性少数的青年心理工作者提供更便利高效的专业训练,以提升他们的自信和技能。也许我们要创造出越来越多关于同性恋如何“安居乐业”的讨论,而不再是同性恋的“去病理化”,因为从1990年起,这本就应该是无需再被讨论的议题了。

(注: 茆丁是上海青艾健康促进中心的理事,也是北京同志中心的心理咨询督导,新浪微博:茆丁。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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